1941年，59团团长胡兆祺和百余名战士不幸被俘，鬼子一个个逼问他们团长去向，一个伙夫说：“我知道团长去哪里了！”战士们闻言怒视伙夫，看到人后却都沉默了！
胡兆祺所在的59团，被安排执行掩护任务。按照当时的作战部署，主力和机关必须先行转移，断后的部队要吸引敌军火力。
这样的任务没有退路。胡兆祺清楚，敌军兵力远超己方，但仍带队向火力最密集方向行动，争取时间。
连续作战后，部队损失严重。弹药逐渐耗尽，伤员不断增加。太岳地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但在日军多路围堵下，突围空间被压缩。到被俘时，队伍已无完整建制。胡兆祺负伤，但仍在指挥。
被押解后，日军很快开始审讯。根据当时情况，日军并未掌握胡兆祺的具体样貌，只知道59团团长在俘虏之中。
审讯方式简单粗暴，逐人逼问。战士们大多沉默，或直接否认。日军的目标很明确，只要找到指挥员，就能获取更多信息。
就在紧张气氛中，那名“伙夫”站出来。战士们认出胡兆祺的瞬间，情绪复杂，但没有人出声。胡兆祺没有直接暴露身份，而是引导日军误判，将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
太岳根据地方面很快得知胡兆祺被俘。时任太岳区重要领导人薄一波判断，如果日军确认胡兆祺身份，后果难以控制。
基于当时的情报条件，直接营救几乎不可能。于是根据地采取另一种方式，通过公开活动制造信息，让日军误以为胡兆祺已经在战斗中牺牲。
信息的误导，有时比正面交战更有效。追悼活动举行后，消息被日军情报人员掌握。日军内部判断目标已不存在，对俘虏的关注降低。
被押送过程中，胡兆祺和其他战俘被转往东北地区。抚顺煤矿是重要地点之一，这里长期使用战俘和劳工从事高强度劳动。根据相关资料，这类矿区管理严格，但仍存在空隙。
在矿区，胡兆祺没有停止组织工作。战俘之间通过简单方式传递信息，判断看守情况。部分伪军对战俘态度并不一致，这也成为可以利用的条件。
1942年2月，一次防备松动的机会出现。胡兆祺与几名战友选择行动。过程并不顺利，路线需要不断调整。
太岳根据地此时仍在坚持斗争。胡兆祺返回后，很多人一开始并未认出。消息确认后，部队上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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