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启睿
有这样一部书，它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皇家巨著”，被西方汉学界誉为“康熙百科全书”，共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是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备的类书。更巧的是，它诞生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清华园中。
这部书就是《古今图书集成》。它见证了清华园从皇家园林到留美预备学校再到公立综合性大学的岁月变迁；它跟随着清华人在乱世颠沛流离，南渡又北归；它饱经战火摧残，伤痕累累，险些化为灰烬；它最终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重获新生。
在清华图书馆，还有很多古籍和这部《古今图书集成》一样，它们都曾是被学校爱惜守护的珍宝，却在日军轰炸重庆的炮火下沦为满页焦痕的“焚余书”。时过境迁，那段血泪交织的岁月已渐渐远去，这些“焚余书”也在修复师的手下涅槃重生。今天，我们从这部《古今图书集成》讲起，重拾这段“焚余书”的故事。焦痕可补，薪火犹传，它们近一个世纪的命运沉浮，映照的是清华园历经沧桑而弦歌不绝的人文血脉，更是一代代清华人呕心沥血守护这份文脉的接续努力。
三百年前大礼堂的所在地竟是一间书房
康熙四十五年，一座位于京郊水村之畔的书斋内，烛火长明。年过半百的陈梦雷正伏案疾书，他身旁堆积如山的书稿，便是日后被西方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的万卷巨制——《古今图书集成》。这座名为“松鹤山房”的书斋，恰恰坐落在今日清华大学大礼堂巍然矗立之处。
清华大学大礼堂
清华园的前身是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的熙春园，这里最初是皇三子胤祉的赐园。陈梦雷当时是胤祉的门客，他发现已有的类书“详于政典”“但资词藻”，决心编纂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的大型类书。胤祉大力支持其编书事业，在毗邻熙春园的水村一带购置庭院，用作修书之所。康熙皇帝曾亲临此处并赐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因此陈梦雷将书斋命名为“松鹤山房”。“皆自黎明以至三鼓，手目不停”，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陈梦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作书稿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就此成书。
只不过，陈梦雷一生命运多舛，早年因“三藩之乱”被人诬以“附逆”之罪，流放东北十六年，遇赦回京后得以潜心编书。雍正继位后，陈梦雷被再度流放黑龙江，至雍正四到六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成书时，他的名字已经被抹去，修书之功也一度被归于接替者蒋廷锡。
《古今图书集成》最初只印了64部，加上样书1部，是名副其实的珍籍。光绪年间，清政府希望增印百部，作为外交礼物赠予各国使馆，于是从民间购得一部开化纸铜活字原印本，用墨笔逐字描润修饰，作为影印底本，用石印技术印刷一百套。对这部规模万卷、五千余册、一亿六千万字的大书来说，描润工程十分浩繁，不仅要规避雍正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六位皇帝的名讳，逐一涂白改写所有避讳字且无一遗漏，而且全书均用墨笔彻底描黑一遍，撇、捺均被延长了笔锋，书中的双行小字、板心口题、木刻版图也同样细致修饰，堪称世界印刷史上的一大奇观。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描润本”《古今图书集成》
可巧的是，主持此次影印的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接管，那套珍贵的影印底本便留在了外交部，而当时的清华学校恰好隶属外交部管辖，被称作“描润本”的影印底本遂被转赠清华收藏。就这样，二百年过去，这部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它的诞生之地，与水木清华“再续前缘”。
在当时清华图书室的书架上，描润本《古今图书集成》并不孤单，它绝非清华古籍收藏的孤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经费充足，主持有人，清华大学经历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古籍收藏的质量和数量显著上升。1929年，清华大学一举买进杭州藏书家杨氏的丰华堂全部藏书47546册。丰华堂藏书历经两代人、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仅宋元明版书就有5000余册，抄稿本2161册。到1931年新图书馆落成时，藏书已经超过14万册，卷帙浩繁，蔚然可观。
战火中容不下一处安静的书架
一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华的魔爪日益深入；就在东北沦陷的硝烟弥漫之际，同年11月，为容纳日益扩充的馆藏，清华图书馆扩建工程竣工。一边是远方国土的沦丧，一边是眼前书楼的落成，山河动荡、风雨飘摇，清华园又怎能容下一处安静的书架。只不过，安放于图书馆书架的《古今图书集成》尚不知此后将要面临的颠沛流离、烈火焦灼……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清华大学运送仪器图书所发货运特种护照
押运图书的航程分外艰难。从汉口到四川需要走长江水道，三峡险峻，江流湍急，自然条件极其凶险。不仅如此，押运船只行至宜昌时，遇上史称“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大批难民船只急涌入川，堵塞不通，书箱被迫滞留码头，暴露在日军敌机的轰炸之中，岌岌可危。据唐贯方的儿子唐绍明回忆，当时父亲“身披雨衣，带上工具，日夜巡视码头，守护书箱。一当有了船只，立即组织人力搬箱上船，历时4个月，将书箱全部运完。”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头顶是敌机呼啸，脚下是江水咆哮，唐贯方以一己之肩，扛起了守护清华文脉的重任，可谓守职尽责，鞠躬尽瘁。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也在唐贯方的守护下有惊无险地抵达重庆北碚。
大量人员物资从武汉撤退到宜昌
在清华的图书馆史上，唐贯方的名字值得被铭记。他最初在清华图书馆担任书刊出纳，负责图书采购，经济学家陈岱孙曾回忆，唐贯方提出的书刊采购计划报到院、系审批，“几乎无须改动即可通过，他一个人顶得几个人”。清华南迁至长沙时，暑假回南方探亲的唐贯方接到学校让他参与图书馆筹建工作的指令。尽管母亲、妻子、儿女尚且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他仍以学校图书事业为重，只身赶赴长沙。将图书运抵重庆后，他又前往昆明，参与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建设，负责搬迁图书和新购入图书的拆箱、登记、编号，国外一流刊物的订阅、追回等工作，为西南联大科研事业的开展提供重要支持。唐贯方在《历史补充》中写道：“我一生服务清华。清华的图书大部分经我采购。我装箱南运，我押运入川，我转运昆明，我经手整理装箱运回北京，到北京之后又经过拆箱。我对清华图书馆有密切的关系。”清华文脉历经战火摧残而未曾断绝，离不开唐贯方等人对图书馆事业的坚守与努力。
图书馆同仁合影，左起第6人是唐贯方，第一级台阶上右2为朱自清（1935-1936）
三
1938年，在图书古籍撤离武汉后，日军大肆攻占武汉，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年冬天，存放于北碚的部分书籍陆续运往昆明，大部分来不及运走的珍贵古籍暂存于重庆北碚中央工业试验所。这套《古今图书集成》就被留在了重庆。
受梅贻琦校长之托照管这些图书的，是曾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并在1935年主持重要仪器搬迁工作的顾毓琇及其兄弟顾毓珍、顾毓瑔，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也正是在他的看管下被运上驶离清华园的火车。至图书几经辗转运抵重庆时，顾毓琇已经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重要官员，跟随政府驻扎在陪都重庆。但谁也不曾料到，还未等校方商定出安全存放古籍的方案，日军的炸弹就抢先一步降临了。
顾毓珍就凿存放图书的防空洞竣工事致梅贻琦函
1940年6月24日，这天的重庆与每个寻常夏日一样闷热潮湿，空气沉甸甸得仿佛能拧出水来，过了午后，云层渐厚，铅灰色的天空更显阴郁压抑，让人格外烦躁不安。突然，一阵刺耳的呼啸划破了黏稠的宁静，数枚炸弹如雨点般坠落，刹那间大地开始燃烧，整座城市仿佛一锅煮沸的开水，叫嚣着的爆炸、煎熬的哭喊、嘶哑的呼救，此起彼伏，无止无休。当天，日军共出动一百二十四架飞机，分四批空袭重庆，而这只是其后六天连续高强度集团轰炸的序幕。
被轰炸的重庆
根据当时《新民报》的报道，日军在北碚共投弹上百枚，其中有不少为燃烧弹。仅一所小学内，校长夫妇及学生便有五六十人惨遭非命，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亦被日军炸弹击中，炸死病人20多人。存放古籍的北碚中央工业实验所亦未能幸免。炸弹爆炸后，尚在病中的顾毓瑔（顾毓琇弟弟）不等警报解除便带上工人赶去救火。然而日机接踵而至、轰鸣不止，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近万册珍籍在狂轰滥炸中被火海吞噬。烈火灼烧着纸张，也灼烧着一个民族几代人的接续经营、爱惜守护。“我眼看着许多我亲手从清华园搬上火车，偷运到武汉，辗转到北碚寄存的一部分国画（古籍）被敌人狠毒地狂轰乱炸，这种难过的心情，正如同看着自己所生的孩子，被恶魔夺取一样。”顾毓琇后来在《百龄自述》中回忆这场烈火浩劫，字字泣血。
根据唐贯方1945年的调查，在北碚轰炸中，共损失图书珍籍297箱，占总数的71.22%，全部宋元版善本皆化为灰烬。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亦未能幸免，5020册图书经此一劫，仅残存576册。这是清华古籍收藏史上难以抚平的锥心之痛！那些从火堆里艰难抢救出来的书，就是残缺地幸存下来的“焚余书”。
满页焦痕终有被治愈的那一天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6年，清华大学开始从昆明返回北平。
1947年4月27日，暮春时节的北京晴空万里，天气和暖，二校门前宾客云集，人们言笑晏晏，清华园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原来，这天是清华大学成立三十六周年的校庆日，也是复员后的第一个校庆日，全国各地的校友齐聚阔别已久的清华园，共襄盛举。
在向校友的报告中，梅贻琦校长表达了让清华园“恢复元气”的决心，而图书馆的恢复和开放，堪称重建清华园最振奋人心的成就之一。4月28日的《大公报》专门报道了图书馆前的盛况：“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双拐笑立礼堂前，谦谢恭贺。”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是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潘光旦，他为抗战胜利后清华图书馆的恢复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年4月28日《大公报》报道清华校庆的版面
“南京所存残书已径函倪志鸿兄，烦其继续与中旅社洽商进行北运。毓珍兄建议固亦甚是，惟念此批书籍当年南运时即曾经一番选择，自经抗战弹火洗礼，即其中价值稍次者亦复不无保存意义，自仍以扫数运归校中为宜。”
这段话出自潘光旦于1947年写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从中可见他对古籍资源的珍惜态度——哪怕许多书籍已经惨遭损毁，极难复原，也不能弃如敝履，而是尽数收回，以备后用。正因如此，那些残破不堪的“焚余书”，那部饱经磨难的《古今图书集成》，得以重回清华园的书架。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一个重获新生的契机。
二
对这套《古今图书集成》而言，新生来得并不容易。
由于资金缺乏和技术不足，这批“焚余书”尽管早早回到了清华园，但并没有马上得到修复。直到世纪之交，这批古籍终于迎来重见天日的机会。清华大学校领导指示，这些古籍是清华历史、清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一定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这些“重伤员”获得新生。2000年6月，修复“焚余书”的工作正式启动。焚余书的新生与新世纪的曙光一起到来。
当时，“焚余书”《古今图书集成》是什么模样呢？现任清华大学图书馆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焚余书修复工作的负责人刘蔷老师向我们描述了古籍修复前的“惨状”：烈焰之下，许多纸张化为灰烬，残存的部分也被灼烧得焦脆不堪，一触即破，脆弱无比。不仅如此，南方本就潮湿，加之泼水救火时打湿大量古籍，许多纸张都发霉结块，无法揭页分离，形如一个个硬邦邦“书饼子”。当年存放在重庆，虫蛀和鼠噬更是难以避免。漫长尘封后，纸张遭受着经年累月的啃噬和破坏，伤痕累累，满页疮痍。
修复前的“焚余书”
根据刘蔷老师的介绍，焚余书的修复是一场漫长枯燥而又充满惊险的苦旅。堆放古籍的房间弥漫着一股霉变的刺鼻气味，古籍修复师伏在案前，屏息凝神。先是揭页。屏住呼吸，轻轻挑起一角，蒸汽薰，温水润，一层一层地剥离，细细收集每一片掉落的碎屑。接着，去污、去霉、洗净。书页上烟熏的黑、水渍的黄、霉斑的褐，在温水的反复淋洗中慢慢褪去，洗净后的纸页平铺在晾架上，纸纹缓缓舒展开来。然后，整补虫蛀鼠噬的痕迹。找来颜色、厚薄相近的补纸，撕出毛边，用稀浆糊一点一点地粘贴，填补小如针眼的孔洞和参差不齐的齿痕。再然后，补齐烧焦缺损的书叶。喷水润湿焦脆的边缘，用小镊子把卷边一一挑开，把碎屑拼回原位。最后，装帧成册。折页、齐栏、打眼、穿纸捻、上封面、订线，再加装上特制的绛红色函套。焦痕累累的书叶被温厚的新衣包裹，宛如历经磨难的老者终于卸下一身疲惫，重获尊严。这一刻，每一册焚余书都等待了整整六十年。
修复人员在修复古籍
光阴流转，或许是在一个夕阳正好的傍晚，那套《古今图书集成》恢复了健康的模样。修复师把眼镜推向额头，揉一揉酸痛僵硬的脖颈，舒展地伸一个大大的懒腰，柔和的金色日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到那双仿佛会魔法的灵巧的手，照亮了手上那一个个醒目的红斑——那是这双手曾无数次抚过霉变纸张的证明。这是真正的妙手回春，靠的不是华丽的魔法，而是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的伏案劳作。
修复完成的焚余古籍
至2001年四月底，全部焚余古籍（共277种、2358册，其中善本58种，1003册）修复完成，这是为清华大学九十周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如此大规模且复杂的焚余古籍修复工作能快速开展、顺利完成，离不开其他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的鼎力相助。最终参加焚余古籍修补的共8家单位，除了清华图书馆外，还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分馆。他们不计报酬，不惮烦琐，为焚余书的修复做出重要贡献，这份无私的恩情值得我们铭记。
结语
在查找资料时，我们曾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询问这部《古今图书集成》被焚烧之前的借阅记录，却遗憾得知，从前记录借阅人信息的借书卡放在这部书的函套里，函套在火中被烧毁了，借阅记录就再也无处可寻。
但或许，在某个春日午后，王国维为考证殷周制度，翻检过“经济汇编·礼乐典”的某段佚文；或许，在某个夏日夜晚，正在解读《营造法式》的梁思成，试图从“方舆汇编·职方典”里查对某处古迹的沿革；又或许，在某个秋日清晨，陈寅恪治隋唐史时，正是在“明伦汇编·官常典”里追溯某一官职的变迁……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这部书或许就是这样，在四季流转中被一次又一次翻开，与无数求知若渴的目光相遇。那段再也回不去、看不到的悠悠岁月，如今只能在想象中聊以追忆。
好在，旧的篇章已然翻过，时间又开始流淌。今天，修复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焚余本被珍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之中，刘蔷老师告诉我们，图书馆正在将其全部数字化，未来师生与研究者可通过预约在馆内阅览其电子版。当新的阅览记录一条一条累积，这部书，这些书，属于它们的新的生命篇章正在书写。（特别感谢刘蔷老师为本文提供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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